曲阳西北三百多公里的地方是山西的大同市。在古代，大同名为平城，公元398年，一个叫鲜卑的民族在这里建立了北魏王朝。千年过去了，和平城这个名字一样，以前的北魏王朝也消失在历史中，只在这个古都的一角留下了沉默千年的丰碑。在一段东西绵延一公里的山崖上创造了一个佛的国度，这便是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曲阳石雕也从这里开始文明。

云冈石窟现在有二百五十二个洞窟之间，五万一千多尊美丽的佛像，大的高十七米，小的只有几厘米，站着，卧着，笑着，沉思着，不动人。在这里，各种形象风格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面对这些造型精美的造像，我们不免要沉思，是谁造就了如此惊艳的佛教艺术殿堂。

公元460年的深秋已经是深夜的武周山，但灯火通明。在北魏第四任皇帝拓跋浚的支持下，新沙门统昙曜率领数千名囚犯和工匠聚集在这里，用很原始的工具创造了永恒的佛教艺术宝库。能够得到皇家的支持对于一心想弘扬佛法的昙曜来说内心无疑是欣喜的。但与此同时，少年君主拓跋浚提出了极其困难的要求，那就是从佛像到北魏历代皇帝的影子。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严格规定了营造佛像的法度，那么昙曜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威严是帝王很重要的气质，星期五和工匠们继承了印度佛像的形态，只是表情和比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正是这种眉眼之间的开阔，嘴角的微翘，使印度佛呈现出中国式的威严气派。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巧妙地迎合了中国人的含蓄，追求神似的审美取向，使佛教造像走上了生活、世俗化的道路。与此同时，昙曜为了体现皇权的压迫与威严，又竭力追求窟小佛大，但也正是在迎合皇权的过程中，昙曜与工匠们无意间打破了人神之分，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自由、广阔的空间。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平城并未被荒废，在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旧都的风貌。迁都初期，由于新都的重点在于经营宫殿衙署，并没有着意与佛寺的建设，所以开凿云冈的人力并没有大量流入洛阳，龙门的开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当时的北魏朝野对于云冈依然极为重视，皇室在云冈的大型窟室工程中止了，但大批留下来的社会中下层利用云冈模式的雕凿技艺和人力资源向四周传播，曲阳北岳庙的筹建便在此时。

北岳庙位于曲阳县西侧。自北魏成立以来，它一直是历代封建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神的地方。作为一处受到历代皇家眷顾的重要场所，北岳庙历千年而不倒，与主体建筑一同保留下来的还有众多的石刻，堪称曲阳石雕的艺术宝库。

在北岳庙的众多石雕作品中，北魏的狮子也是中国石刻题材之一，在中国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印度纽带都能看到。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狮子是口左右两侧的一对狮子。

狮子不是中国的所有物种。狮子的形象始于汉代。据说狮子从西方传入中国。狮子的形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汉唐时期通常很强壮，元朝时身体很瘦很有力，明清时期很温顺。清代狮子的雕刻已经基本定型。

在安荣杰大师的石雕工厂中一位雕刻艺人正在赶制一批客户定制的石雕栏板。在他铿锵有力的敲击声中，栏板的造型以及石板上的花草树木惟妙惟肖的展现出来。这位石雕艺人雕刻的极为认真，但它可能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在曲阳就有一位石雕前辈在进行着与他一样的雕刻，而且就在那件作品完成之后曲阳石雕的名声也注定了千古流芳。这位曲阳的石雕前辈名叫杨琼。

在曲阳北岳庙的石碑上有这样的记载，杨琼出身于石工世家，他的石雕每出自天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焉。公元1276年，元世祖建造了元皇城崇天门前的周桥，很多人没有选择画，杨琼的设计方案使元世祖忽必烈满意，命令监督建设。在《故宫博物院》中有记载，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百石龙，擎戴水中，甚壮观”。杨琼的设计为皇城增色不少，因而，明皇城的建造者把它照样搬来用以营造了金水桥。

顺延曲阳石雕的历史，数千年的思维跳跃让我们的思绪塞满了太多的东西，钓鱼台的顽石，云冈石窟的大佛，北岳庙的石狮，明皇城的金水桥，曲阳石雕的脚步刚刚跨进元朝却已创造了太多的辉煌。看到了太多，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延续了曲阳石雕的生命，创造这些辉煌的主体又是谁呢?

在其他工人休息的时候，安荣杰大师却仍在钻研着石雕技艺，从他阅读、画图和审视自己作品时一丝不苟的神态中，丝毫看不出他是六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也许对于安荣杰来说，石雕已是他的全部。安荣杰认真的态度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似乎有了答案，也许正是有了众多如安荣杰大师一样的曲阳石雕艺人，曲阳石雕才能在诞生后的数千年中一直传承不断，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